记林孝信和那逝去的年代

2020-08-06 浏览量:956
记林孝信和那逝去的年代

我足足晚林孝信一个世代。我与大家一样向来称呼他为「老林」,是因为实在没有其他更适合的称呼。他没什幺架子,称他先生太见外;他举止无状,称他老师太严肃;他以超越阶级自许,直称他的名孝信又太「温情」。

林孝信曾参与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不仅创办了以「科学救国」为宗旨的「科学月刊」,还曾在芝加哥大学旁开了一家「传播理念」的「士林」书店。(中央社)

他很平易近人,愿意敞开心胸和人争辩。虽然很有主见,却也很「民主」地随时开了一扇小门欢迎别人进去共享他的内心世界。但他充满自信的外表下,却是相当脆弱的自尊,许多受不了他的坚持、跟不上他脚步的人,常常会进去刺他两下;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扭曲的笑脸中呈现的真实的林孝信。

1985年秋天,我从奥勒冈大学毕业,正在加州找工作。接到当时在柏克莱攻读博士学位的夏铸九老师打来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到芝加哥找事,顺便帮林孝信开一间中文书店「传播理念」,我可以在建筑专业及其他「运动」上帮他一些忙。

在这之前,我知道林孝信,是因为他创办了「科学月刊」,一本以科学救国、普罗济世为目标的刊物;在当时保守的台湾社会,这样带有改革色彩的出版品,是受到相当高评价的。来到美国后,也从多方听到林孝信参与「保钓运动」的种种事蹟,知道他为国家民族的权益所做的种种努力。

对于当时正在热切地思索所谓「人生」与「理想」的我,能为久仰的前辈提供协助,自然是一种荣幸;更重要的,能从这样的实际作为中,有机会观察与整理我个人关于人与社会的认知、填补我思想的虚无,是我非常期待的。我没有太多犹豫,便搭上灰狗巴士,经过两天一夜的跋涉,来到芝加哥。

踏进老林芝加哥大学旁海德公园的公寓,摊在我眼前的,是一箱又一箱的书,要找个地方落脚都有点难。原来,他已经从台湾、中国、香港批进了各种书籍。

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这几千种书,分门别类的编码编号,然后输入他不知从那裏要来的程式,做为未来书店进补管控的基础资料。老林是学物理的,思维够细密,也具有科学化管理的概念。但他没开过书店、他的股东们也不知书店该长什幺样子。而我一个建筑人,只在图书馆里查过书,从来没想过要像个图书馆员般用编码驾驭山一般的书堆。接下来,我在那狭小的客厅加卧室的公寓,像玩魔术方块般,书从这角落搬到那角落,再从别个角落搬回到这里。如果发现某一本书搞错类别,就得想办法挖出来从来一次。

我在芝加哥市区找了份建筑事务所的工作,下班后就回到老林家,编书,然后睡在书堆旁。虽然精神不济加上语言障碍,那阵子的工作着实不好过,但也甘之如饴。

书店不只要有书,还要有书架与店面。我想到我那爱好文学,也写过小说的同班同学阮庆岳。老林欣然接受我的建议,就邀请阮庆岳来芝加哥「共襄盛举」。庆岳是自由主义思想浓厚的文青,愿意到老林身边帮忙,对他而言,可能和我一样是抱着对老林的敬仰心理;也或者,想近距离观察这些左派到底在做些什幺也会是原因吧!

差不多同一时间,刚从柏克莱毕业的吴永毅也来了。永毅才华横溢,待人真诚、充满干劲。他会到芝加哥来,除了受夏老师影响外,恐怕是他血液里有着那样的基因,一种类似飞蛾扑火般的冲动会想要飞到这里来参一脚。吴永毅这趟芝加哥之行,以及其后的所见所闻,我个人相信对他往后走向劳工运动这条路,应该具有「定性」的效果。

阮庆岳负责书店的设计与施工,採买木头、搬运、切割、组装,样样自己来;他当起工头雇了几个黑人帮忙,晚上就睡在黑人区。黑人区的经验很特别。有天晚上我们在后阳台聊天,眼下看到几个黑人有人在跑,有人在后面边追边放枪,烟硝味扑鼻而来。还有天晚上,阮庆岳枕在头下準备第二天发的工资,竟在熟睡中被摸走了。这一惊不得了,让阮庆岳闹了场胃出血。

儘管惨淡,「士林」书店如期开张了。

这可是芝加哥,甚至是美国中部最大的华文书店。不可讳言的,整个书店的基调是 「左(左翼)」、「中(中国)」、「社(社会主义)」、「无(无产阶级)」。老毛、老马、老黑的书当然少不了,但也铺了两岸三地的许多文哲书籍。有趣的是,有鉴于黑人社区对中国武术的兴趣,进了不少英文版的李小龙、少林寺相关的书。

虽然每天都会有来自邻近各州的学者、书生到店里来,一待就是大半天捨不得离开。但是光靠这些有识之士,收银机一天启动不了几次,每天结帐的数字与一早放进去的没差好多。到后来竟然是靠着李小龙的书与录像带维持人气。老林脑筋动得快,开始多角经营,代销个人电脑。由于人面广,这倒让他找到了维持书店的一条路。于是乎,士林书店像是一座庙堂被拱在那裏,当谁需要寻求告解的时候,到这里走一圈。老林则像个在旁边摆摊兼卖杂货的「老住持」或是「老牧师」!

士林书店的出现,没有悲情,倒有点像是黑色喜剧。

这段时间里,书店是一个场景,他公寓的小客厅则是另一个场景,进行着一次又一次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民族主义vs.帝国主义、现代文学vs.乡土文学的思想交锋。

由于地缘之便,加上芝加哥大学人文荟萃,往东或往西的各方人马,向左或向右的各路志士,都喜欢到老林这里落个脚,交换一些想法,甚而探听一点讯息。

「士林」书店。(吕钦文摄影)

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主持的「国际写作计画」邀请的台湾知名作家,就常把老林这里当作必经的行程。陈映真、柏杨、高信疆、杨逵、杨青矗、王拓、七等生都到过这里。其他的文化、政治人,像詹宏志、王杏庆(南方朔)、苏庆黎、林正杰等等,也都曾是老林的座上客。不同「道」上的人物,自然有各自的信仰与主张,我们几个小鬼,常有机会聆听这些前辈们的高谈阔论;对于各路思想间的辩证关係,得到了不少启发。

三十年后,回首那一幕幕的激昂谈论,颇让人感慨的是,有些人始终如一,坚定地走完他的道路,至死不渝;有些人则是看风转舵、随波逐流。

当然,其中也会穿插一些不太正经的事。像有一次南方朔与我们几个聊天,一位在芝大念哲学博士的舒同学,拿出一管大麻助兴,我们轮流抽了几口。接下来发生的事就都变得很奇妙,每个人笑个不停,而平常说话会打结的南方朔,突然也变得口若悬河起来。

当然老林不知道我们搞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事。

老林为我们组了个读书会。重点书籍当然就是「资本论」。吴、阮、舒、我,以及另位在芝城做事的林丽云,每周固定看一些篇章讨论。老林相当看重我们的「潜力」,甚至还「派」我们到纽约、洛杉矶等地游学、参与研讨。而我们也不排斥多一些学习与了解。只是,时代不同,我们的血液裏已有太多「资本主义」的毒素,常会问一些在「资本论」的年代不是问题的问题。譬如,谈到「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关係的时候,现今的社会劳动力已不是决定「价值」的必要条件,我们会拿名牌、明星的效应质疑左派「价值」因劳动而生的基本理论。

对于这些「挑战」,老林经常显得无奈。到后来,我自己教了书,了解所有的理论,不可能诠释所有的现象,尤其是属于社会科学的学说。掌握学说的精神,修正执行的公式,是我们常做的事。当时老林常为我们的问题语塞,我想在他心里那会不会是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呢!

老林的身上,常常就是一件汗衫一件短裤一双球鞋,到处跑。到别人家里顶多加一件廉价的夹克。我没有印象他穿过衬衫。他身上常是五颜六色,实在谈不上什幺「品味」。但有一次我们几个「小资」在谈论那个明星比较帅,那个女星最美;我彷彿记得在一旁的老林回过头来,用他惯有的瞇着眼睛露出牙齿的笑脸对我们说:「那是靠着基因,不是靠着努力……;外表美不美,是靠运气……」然后他跟我们上了一段「进化论」。自此以后,我对老林的「品味」另眼相看,而我自己对「品味」这件事的看法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老林的生活简单到不行,处处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有一次我陪他到「Bell-Lap」工作的「同志(社会主义同志)」家里作客。那位同志展示了他新购的CD及播放设备,老林边看这个上市已好一阵的新产品边腼腆的点头。我在旁边看了有点心酸。

老林因为保钓运动中批评政府护土不力,与当年的许多留学生一样对红色中国抱持过希望。因而被列为黑名单,失去护照甚而失去芝加哥大学的学位。但他情感的归宿毕竟还是台湾。在当年党外还没成形,政治在台湾还是禁忌的年代,他在芝加哥成立了「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不时举办活动宣扬民主理念,或是募款集资,选择性的支持具有同样理念的政治人物。有趣的是,在美国的华人可以有几种分法,「左派右派不左不右」是一种分法 ,「统独」是另一种分法,排列组合之后,可以有六种之外再加上「捨事不管」总共七种集团。老林这一组显然只是其中一支,因此要维持「支援会」的能量,并不容易。但也因为老林这支最具有理想性,道德光环最明亮,也因此一直是「不绝如缕」的存在着。

我在老林身边看到许多学有所成、留着左派血液却能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闯出一片天的同志,持续的给予老林支助,从书店的开张到对台湾民主活动的支援。我看得出那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行径!他们应该是诚心的感激老林给他们救赎的机会,让他们在物质不缺之余,能获得心灵的充实。这些光鲜的资本主义菁英胜利组,与披头散髮仪容不整的苦行僧老林,这实在是再戏剧化不过的对比。但他们都安然于为自己找到的道路。

而我,留在心里的疑惑是,谁愿意持续老林的道路,谁会是下一个愿意保持理念、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林孝信(左下)在密西根湖畔。(吕钦文摄影)

我因为母亲重病必须回台,要结束在芝加哥的工作与作为老林跟班的角色。

离开海德公园时的心情是有点複杂。

就像我有一次探访住在美国麻州山林中的同学,离开时有点不捨,觉得自己要回到繁华的山下,而要留他在孤寂的山里;为此回头看了好几回。但他似乎很淡定。而我后来才明白,或许不捨的是他,是他带着怜悯的心送我下山,不捨的看我要回到喧嚣无趣的凡间。

离开老林,彼此的心情或许很类似我离开老同学的情形吧。

再看到老林竟然是多年后在南港中央研究院。他背了一大袋书说是从美国批回来要面交给院里的人。他还在持续书店的工作,而那书店已经变成活动、或说是网路书店吧。他因为爱书,所以愿意持续的为书、为爱书的人服务。

之后接过他好几次邀约参加保钓纪念、保钓研习的活动。我去了几次,但每每总是带着愧疚的心回来,因为我没能再积极地加入他的世界里。我的生活步调与思维,已完全融入资本化的社会与价值体系。虽然我心中还是有那根弦,常会为那样的频率产生共鸣,但像是尘封的古琴。

我开始害怕跟他在一起,因为害怕那样让我手足无措的情境。但每回离开他之后却会不断想到他,想到这样的一个独行侠,走在在资本主义的风中,走在自顾不暇的忙碌人群中。

我总是回想,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吗?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对人类社会的憧憬,如今呢?我偶尔还是会回想,生活该怎幺过,我们该在人类进化的过程里扮演什幺样的角色这样以前曾用力想过的问题。

的确,那是个思想的年代,每个人都在为「理想」而思考,虽然理想分歧的很厉害;而今,大家已经没这个兴趣,或者说,所谓「理想」,他的範畴与定义已然不一样了吧。

老林走后,尤其是陈映真也走了以后,这个老问题又让我思索不已。

什幺是信仰,什幺是理想。他们抱持信仰与理想,终其一生、至死不渝。对他者而言,这彷彿是一种执迷与顽固;尤其是在当今个人化与物化是普世价值,随机演化已取代主义至上的年代。在这个走资的年代,我们又该怎幺看待左派?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没有答案。

但我彷彿又觉得――

对林孝信与陈映真这样的信仰者而言,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真理,是为真理而行。虽然世界朝他们预期的相反方向发展,左派常被认为是一种笑话。但现在该是盖棺论定的时候吗?如果我们不认为现在的世界是社会发展的终极模式,能说谁对谁错、左派已是过去式了吗?

当人类还无法(或永远无法)找到政治经济学的真理的时候,任何判定谁执迷谁聪慧的说法,本身恐怕就是一种愚昧。

微小的我们只能用崇敬的心,看待愿为任何主义奉行至死的实践者。

我也觉得(如果哪天有机会到老林坟前上香,我想说这样的一段话)――

「人性有两面,一种属于大我,一种属于小我。左派属于大我,被批评不符合人性,其实只是从小我的角度来看;但小我绝对也不是人性的全部。左派不死,只是静默地等待人类追逐小我后虚无的那一刻。左派会是人类自我救赎的一扇门,当人类厌恶了私有化的拉锯与掠夺,总会想要打开那扇门,寻求昇华与告解。」

我虽然远离了左派,但我仍有这份信仰。

每一次的左右更迭,如汤恩比说的,是一种迴旋上扬的过程;每一段历史都会是有意义的,每一段失败的故事都会是进化到下一步的踏脚石。

你与其他同志已经在那扇门后;应该很快的有人会走向你们。

                

【后记】

老林,林孝信,走了好一阵子了。我没能到台南去送他,虽然遗憾但也没太难过,因为送他的人太多,不差我这一个。一直想写下点心中的波折起伏以为纪念,但也未能下笔,是因为有资格纪念他的人太多了,不差我这一个;另方面,我一直也不知如何定位老林这个人。

无论如何,他对我而言是有感觉的,他的离去,好像从我的天空中飘走了一片云。

作者小传―吕钦文

生于1956,执业建筑师,目前是吕钦文建筑师事务所负责人。

就读淡江大学期间,担任新闻社社长,受王津平、陈映真、人间杂誌等影响,热心参与社团活动,曾共同推动李双泽激起的校园民歌风潮。

赴美期间再受林孝信等人启发,关心政治经济学等课题;回国后虽投入建筑师设计业务,但仍心繫社会弱势,积极参与OURS(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等NGO组织,并与同业共同创建建筑改革社且担任过社长。

吕钦文自认常处在「难以忘怀左派的理想,但却必须置身于极右温床」的心理纠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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